特朗普政府應當采納幾乎所有研究過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的建議，啟動新一輪的特別提款權發行，而這樣做將引導IMF走上一條為美國創造數十萬個就業機會且拯救全球無數生命的道路。

2021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特別提款權（該組織的儲備資產）的形式向發展中國家發行了209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很像現金，因為接受國政府可以將其兌換成各類硬通貨幣。因此它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IMF也可以而且應當更多地對其加以利用。

2021年發行的特別提款權幫助了全世界數十億人，同時令成千上萬美國人從中受益——而且下次也會如此。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和服務出口總額約為1萬億美元，如果這些國家能獲得一輪儲備注入，那它們就將進口更多。

這種影響可能會很大。一場與2021年規模相當的特別提款權發行為美國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預計會跟總額7500億美元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在其第一年創造的相近。保守地說，新增就業崗位約為11.1萬~19.1萬個，其中大部分將出現在制造、運輸和倉儲等出口相關領域。

事實上它所創造的就業崗位總數可能要比上述多得多，因為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特別提款權作為儲備在穩定發展中經濟體方面的作用。如果世界經濟像當前這樣放緩，這種影響就更加重要（自上次分配特別提款權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相比2021年創紀錄的6.6%下降了一半）。

而這也不是支持再次發行特別提款權的唯一有力理由。在新冠疫情后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各類預算緊張狀況，發行特別提款權可以幫助它們實施減緩氣候變化所需的投資。

即使拋開這些考慮，世界顯然也需要再次發行特別提款權。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債務危機，以至于有約33億人生活在利息支出超過醫療支出的國家，還有21億人生活在利息支出大于教育支出的國度。

那么為何還不發行新特別提款權呢？在這方面美國財政部是最大的障礙。根據1944年制定的IMF規則，這個擁有190個成員的組織并不遵循“一國一票”原則。相反美國擁有16.5%的投票權，而任何授權發行新特別提款權的決定都需要至少85%的贊成票。因此在該組織中代表美國的財政部擁有否決權，同時該部門只要能拉攏其他高收入國家就能出臺它想要的幾乎一切舉措。

因此再次發行特別提款權需要的是美國的支持。盡管美國財政部需要提前90天通知國會，但一場與2021年規模相當的發行實際上無需國會投票通過。特朗普政府會同意嗎？考慮到新提款權的發行將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這當然是有可能的。如果進展迅速，國會不拖后腿，甚至最快在4月就能發行。

雖然美國勞工組織已經表示支持發行新特別提款權，但華爾街在這項事務上也有很大的利害關系。美國金融企業持有數百億美元受債務困擾之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債券，向這些經濟體注入新的現金可以使它們避免潛在的巨額投資損失。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它們持有的債券將比三年前面臨更大風險。此外與2021年發行時一樣，新特別提款權的發行對美國預算的影響為零。

當然，最大的影響將體現在發展中國家身上。在全球范圍內有2.82億人身處饑餓邊緣，比新冠疫情前的1.35億和2022年的2.58億都多。新特別提款權所創造的額外儲備將使人們能夠進口更多食品和藥品，并對急需的公共衛生設備和基礎設施進行投資。

2021年那209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發行額超過了發展中國家同年獲得的所有官方發展援助額。發行特別提款權可以拯救世界各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而且與大多數援助不同的是，它不附帶任何債務和附加條件。基于上述所有原因，天主教會和其他宗教組織一直都支持新的特別提款權分配。

沒有任何經濟學家——包括美國財政部的那些——提出過發行新特別提款權會帶來重大負面風險的合理論據。IMF自己的評估結論是，上一次發行“有助于全球金融穩定”且“沒有證據表明特別提款權的分配實質上加劇了全球通脹”。

特朗普政府應當采納幾乎所有研究過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的建議，啟動新一輪的特別提款權發行，而這樣做將引導IMF走上一條為美國創造數十萬個就業機會且拯救全球無數生命的道路。

（約瑟夫·S·斯蒂格利茨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克·韋斯布羅特系美國智庫機構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聯席主任）